葉秋﹕我們都是政治家 不是嗎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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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報專訊】當曾鈺成在立法會上質疑李永達、劉慧卿多年來提倡政黨政治,到頭來一事無成到底「慚不慚愧﹖」的時候,曾鈺成的心裏到底想什麼﹖是惱恨對手太弱﹖是恨鐵不成鋼﹖是悔不當初,令到今天的民建聯被曾蔭權邊緣化,以致無處立足﹖

自從曾蔭權上台以來,香港屢屢出現「錯位現象」,民主派成為保皇黨、民建聯反而聲嘶力竭,叫大家落足心機搞好政黨政治,議會亂作一團,人人都不知應該站在哪個位置。我相信,在政治帷幕後看戲的人,應該在偷笑。

香港政黨政治發展的確是令人慚愧的。在過去十多二十年來,香港的政黨可說從來都沒有進步過,政客急速老化,他們實際年齡不大,但無論思維、手法、作風和視野,都一直停留在前殖民地時代。

他們單憑單一的政治議題,燃燒他們和市民的青春﹔將即興的社會議題,作為第N次向市民交代的方法,每逢周六周日,就用訪問了一百幾十名市民的民調,然後召開記者會,通常在報刊都會霸佔到10至20厘米的位置,叫做有所交代,手法上依賴傳媒政治,以sound bite做政績,最近聽見一句最精警的sound bite,就是有立會sound bite王之稱的張文光的那一句﹕「許仕仁你話向立法會乞票是煽情﹗」(但估不到許仕仁竟然回應話﹕「到立會乞票不是煽情,而是實情。」)

香港的政黨政治不能發展,朝野人人有責。北京拒絕政黨政治發展,連特首和局長都不准有政黨背景,應是罪魁﹔香港的政黨,不分左中右,毫無上進心,桎 梏黨內人才流動,是為禍首﹔香港傳媒讓政黨無所事事,卻是幫兇。時至今日,電台主持仍停留在等有人「轉」的遊戲,還有什麼好說的。

董建華治港8年,對政黨政治的一大罪過,是讓香港的政黨不停地進食免費的政治午餐,左派政黨的免費午餐是資源和委任及政策的傾斜,民主派的免費午餐是,他們完全不用動腦筋,只消坐靜待董建華班子出錯,順口評論兩句,已經成功搶分。

要從「慚愧」陰影走出去

當曾蔭權上台,北京運用一套全新的治港方法時,香港的政黨和部分的傳媒完全跟不上形勢。董建華落台前,民建聯仍在幻想曾鈺成可以做教育部長、譚耀宗做勞工部長一類的夢,到曾蔭權上台,才發現時不我與﹔民主黨對行政會議的最大批評,是前戰友張炳良加入行政會議,李永達說﹕「我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曾蔭權,不用張炳良做橋樑。」這種思維,與十多年前,民主派面對中方邀請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時的心態,其實沒有多大分別。

近日與一位政府官員談起,民主派窩裏鬥的思維,令人想到十多年前,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港時,有記者當彭定康面前問她,與這位在保守黨內曾經背叛過你的人站在一起,會不會感到尷尬﹖在政黨政治打滾半生的戴太不慌不忙﹕「我們都是政治家,不是嗎﹖(We are all politican, aren’t we?)」

的確,作為專業的政治人物,各人都應該以獲取權力為目標,在權力遊戲內,沒有舊惡,只有利益。美國19世紀著名社會學家James Freeman Clarke說過﹕「政治家與政客的分別,在於政治家眼於下一代,政客只想下次選舉。」在香港的政壇,我們似乎有太多的政客,太少政治家。

各政黨頭領不妨躬身自問,現在的政治位置是否太過令他們安逸﹖以至從來有沒有為他們黨內的傳承問題想過﹖當指控張炳良溝通不到的時候,有沒有細心 看一下他的政策研究其實相當紮實﹖當年辦黨校時又何故會無疾而終﹖所有政黨都不去思考傳承的問題時,年青一輩的黨員除了在地區與街坊飲啤酒和搞蛇宴之後, 又有什麼作為﹖

克林頓的顧問Dick Morris指出,成功的政治家都先由黨內改革開始,英國貝理雅改革工黨先除去工會的包袱、日本的小泉純一郎先由自民黨內改革運動,然後才獲得日本年青一代的支持。香港的政黨要從「能不慚愧」的陰影走出去,一場黨內改革運動應由現在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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